本文從一帶一路國家基建投資項目入手，探討投資一帶一路國家基建項目的典型問題，分析其中風險所在，并提出針對性的應對措施，為中國企業踐行“走出去”戰略，參與一帶一路建設提供參考。

一帶一路國家基建投資特點

“一帶一路”是指“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簡稱，其貫穿歐亞大陸，東邊連接亞太經濟圈，西邊進入歐洲經濟圈，沿岸經過65個國家，橫跨歐亞非三個大陸，從基建投資的角度而言，主要存在如下特點：

（一）經濟發展水平總體偏低，基礎建設較為落后，但人口和土地資源明顯，基建投資機會巨大

一帶一路沿岸65個國家覆蓋了全球近70%的人口，但普遍經濟發展水平較低，其中49個為發展中國家，2015年除中國、印度、俄羅斯外，其余國家經濟總量均在1萬億美元以下，與該地區人口占比存在較大落差。同時，長期以來，以上國家由于工業化和城市化進程緩慢，多數國家基礎設施不盡完善，一帶一路國家中基礎設施落后中國的達51個。僅以印度為例，包括比哈爾邦、克拉拉邦在內的多個人口集中地區電力供應短缺，鐵路運力不足，基礎建設的落后嚴重制約了印度制造業和服務業的發展，導致其基建投資的需求很大。此外西亞地區的也門、敘利亞、伊拉克、東南亞的緬甸等國歷經戰爭之后，同樣需要重建大量基礎設施。

對于海外資本而言，一帶一路國家基礎設施的現狀無疑提供了良好的投資機會——強化公共服務設施、提高社會運營效率是這些國家迫切需要改進的發展瓶頸，也是海外投資的機遇所在。同時，一帶一路國家，包括俄羅斯、哈薩克斯坦、印度、伊朗等國又分別具備土地和人口資源的比較優勢，其中印度截至2020年的適齡勞動力數量將上漲至9億，而適齡勞動力的平均年齡也將下降為29歲，充足的人口紅利保證了印度具備巨大的潛在市場和較低的勞動力成本。這對于密切關聯宏觀經濟走勢的勞動密集型產業——基建投資而言，都是重大的利好條件。

所以，近年來，亞投行的設立，《中國-中東歐國家合作貝爾格萊德綱要》等國家間合作協議的陸續簽訂，也不斷印證了一帶一路國家蘊含可觀的基建投資商機。而對于像中國一樣的基建大國，這無疑是復制中國基建模式的絕佳機會。據預測，未來一帶一路國家基礎設施投資總規模或高達6萬億美元。

（二）投資風險偏高，但區域后發優勢明顯，投資利潤空間較大

不過一帶一路沿線區域集中了世界四大文明、三大宗教的發源地，涵蓋了現代社會三大主流法系，宗教文化上多元化特征明顯。其中很大比重國家未形成現代化的政治體系和經濟模式——法治建設落后、商事信用缺乏，這無疑增加了投資一帶一路國家的風險和不確定性。同時一帶一路區域地緣政治極其復雜，暗合了全球 “不穩定之弧”，戰爭動亂罷工等風險性事件時有發生。近10年來，全球爆發的重大國家和地區間戰爭，包括伊拉克戰爭、敘利亞戰爭、俄烏沖突等均集中在該區域，而內亂、國有化征收、國際制裁、法律變更等中國企業海外投資主要面臨的風險類型也在一帶一路國家表現得較為突出。

但是從投資角度而言，風險往往和收益成正比，高風險地區的不確定性一定程度上也造就了投資利潤空間。鑒于一帶一路多數國家自身發展資金嚴重短缺，為有效吸引外資，以上國家普遍出臺了不同程度的外商投資優惠政策，包括減免稅收、政府補貼等：如越南的《外國投資法》給予特別鼓勵投資項目4年免交所得稅及4年后減半征收的優惠。

此外，一帶一路國家后發優勢明顯，同時具備人口紅利和土地資源，未來10年間將是其經濟快速發展的時期，投資回報率相較歐美等發達國家和地區享有更高的上浮空間。以柬埔寨甘再BOT水電站項目為例，中水建設集團國際工程公司作為該項目投資方，以14%的自有資金，撬動了大約3億美元的總投資（項目資本金的14%為中水建集團自有資金，14%來源于國家開發銀行，另72%通過中國進出口銀行進行全額項目融資）。同時由于政府與項目公司簽署了長期電量購買協議，項目公司未來具有穩定的現金流入。據測算，該項目全部投資FIRR達到9.55%，資本金FIRR達到11.08%，明顯高出國內同類企業。

（三）資金和技術存在缺口，對應中國企業優勢，具備投資盈利基礎

因為投資一帶一路國家風險系數普遍較高，甚至部分國家政府信用尚存瑕疵，所以該地區大型基建項目往往面臨融資貸款壓力。在中國提出“一帶一路”戰略前，未出現大量熱錢涌入的情況。同時，由于長期城市建設滯后，多數一帶一路國家缺乏基礎設施建設和運營經驗，也未形成享有全球優勢的專利性基建技術和高效的綜合運營能力。但對于中國企業而言，一帶一路國家在資金和技術上的缺口，恰恰對應了國內金融機構（包括銀行、信托、資管等）相對充裕的資金供給，以及以中國建筑、中國鐵建等為代表的先進基建制造商的技術優勢，形成了資金和技術上的對接。

所以，自2013年確立“一帶一路”戰略以來，從資金層面看，國家設立了絲路基金等專項投資機構，給予中國企業走出去提供資金支持。同時，包括國開行、進出口銀行等政策性銀行，也為一帶一路基建項目的融資貸款提供了貸款期限和利率等方面的優惠。此外，隨著近年來股權投資基金的不斷興起，以基金產品的形式開展的一帶一路基建投資也甚囂塵上，如“中保投-招商局輪船股權投資計劃”，該產品是中保投2016年成立以來的首期基金，基金總規模為400億人民幣，將支持招商局輪船股份公司投資斯里蘭卡科倫坡港、土耳其昆波特碼頭等項目，并通過增資中國液化天然氣運輸項目對接俄羅斯亞馬爾液化天然氣運輸項目。

與此同時，除金融機構以貸款或股權的方式參與一帶一路基建項目外，由于基礎設施建設和運營的專業性，大型基建商依然是項目的主導者。以中交集團為例，作為全球第三大國際承包商，自“一帶一路”戰略提出后，中交集團在“一帶一路”相關的58個國家或地區累計簽訂對外承包工程合同額370億美元，完成營業額150億美元，對外直接投資3.74億美元，占中國同類企業同期比例的10%。

一帶一路國家基建投資的發展趨勢

基建投資是指以貨幣表現的基本建設完成的工作量，其利用國家預算內撥款、自籌資金、國內外基礎建設貸款以及其他專項資金進行新建、擴建工程等工作。

而從目前的發展趨勢來看，中國企業在一帶一路的基建投資存在產業鏈上移、參與主體綜合化等特點，具體如下：

（一）中國企業盈利模式從EPC轉向BOT/PPP

EPC模式曾經是國際基建商的主要運營模式，通過承包工程項目的設計、采購、施工、試運行等全過程或若干階段，對所承包工程的質量、安全、費用和進度負責，并收取工程款。2015中國在“一帶一路”沿線61個國家簽訂了近6000個EPC項目合同，金額高達930億美元。EPC項目充分體現了中國基建企業在國際工程建設中的先進技術和項目管理能力。

不過，雖然EPC模式下，基建商可以在項目建設完工后的短時間內，通過應收賬款買斷等方式收回全部資金，資金回籠壓力較小。但近年來，由于利潤空間不斷壓縮，國際工程承包行業的平均利潤率僅為10% 左右。為獲取更高的利潤率，大型基建商紛紛著手向產業鏈上游轉型，開始介入項目投資環節，并參與項目建設運營的全過程，盈利模式由EPC向BOT/PPP轉移，以此享受工程項目的后續利潤。包括中國電建集團、中國能建集團等大型基建商均設立了專門的海外投資公司，專營海外PPP投資項目。

（二）中國企業參與主體由單一趨向綜合

一帶一路國家基礎設施的發展需求，不但給傳統的基建商提供了轉型的機會，更賦予了產業鏈上更多中國企業以商機，包括銀行、保險、供應商等等。

例如中國在印尼首例BOOT項目——印尼巨港 150MW 電站項目，印尼當地用電普及率不到50%，電力資源稀缺。該項目由中國化學工程總公司，中國成達化學工程公司，SSP（一家印尼當地公司）按照54%， 44%，2%的股比合資設立項目公司，其中項目公司自有資金占10%，另90%由進出口銀行提供貸款，同時中信保為本項目承包了海外政治保險、而項目的主要供應商除兩家印尼公司外，南京汽輪電機公司也占有重要比例，最終該項目資本金FIRR達到了26%。

從印尼巨港電站項目可以看出，中國企業參與海外PPP項目的主體從單一基建商轉變為多元化機構，涵蓋了金融業、制造業等多個領域。這意味著更為廣泛的中國企業可以參與一帶一路基礎建設投資，分享投資紅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