截至2015年底，國內各級政府以及不同部門公布的PPP項目投資需要約8.7萬億，扣除2015年已經簽約落地的PPP項目約1.8萬億，再加上今后各地還會公布新的PPP項目，未來幾年國內PPP項目的投融資需求至少在7萬億以上。因此，2016年PPP的投資機會較多，社會資本應根據自身的能力和偏好，把握好PPP投資的重點領域、重點區域、重點企業。

國家發改委、財政部公布的PPP項目（2822個，投資總需求5.13萬億），主要包括：大橋、港口、高速公路、一級公路、公共停車場、軌道交通、鐵路、綜合管廊、供熱、供水、垃圾處理、污水處理、保障性租房、水利水務、公園綠地、文化體育、旅游、教育、養老、醫療等領域。不同領域、不同特點、不同技術要求的項目，對于不同屬性的社會資本，其投資機會也不盡相同。

一是單體項目投資額度較小的領域和項目，適合實力較小的社會資本。例如上表中的港口（已對社會資本開放的）、公共停車場、管網等市政設、水利水務、公園綠地、保障房、旅游等領域的項目數量較多，平均單體項目投資額度較小，一般都10億元以內，對資質的要求不是太高，對實力較小的社會資本而言，具有較好的投資機會。

二是投資規模不大但專業資質有要求的領域和項目，適合有專業資質的社會資本投資。供熱、供水、垃圾處理、污水處理、文化體育、教育、養老、醫療等領域的項目數量很多，但對建設運營資質提出了較高的要求，當前來看，適合有專業資質的社會資本做長期運營的實體投資。一般社會資金可充當財務投資人，不參與項目的具體建設運營管理，只分享投資收益。

三是單體項目投資額度較大的領域和項目，適合實力較強的社會資本。大橋、高速公路、一級公路、軌道交通、鐵路、綜合管廊等領域的項目，平均單個項目的投資額度較大（基本上在30億元以上，尤其是軌道交通領域的單體項目投資達到200億元），且對社會資本的資質要求較高，投資回報機制還不完善，投資的風險相對較大。因此，實力較弱的社會資本競爭這些項目的機會不高，而具備專業和資本實力的投資者獲得這些項目的機會較高。

從投資地區需求看。表格2中的數據顯示，浙江、河北、北京、安徽、云南等省市PPP投資需求均在3000億元以上，其中云南的投資需求高達5000億元，社會資本的投資機會多。河南、山東、福建、江蘇、陜西、四川、天津等省市的PPP項目投資需求中等，投資機會較多。而黑龍江、廣東、上海、廣西、海南等省市的PPP投資需求較小，社會資本投資的機會相對較小。在這里需要特別說明的是，本文中的數據為2015年底前的數據。2016年3月初，財政部開放了國家PPP項目庫，其中各地PPP投資需求與本文中又有所出入。

從投資的安全性看。一般而言，人均GDP越高、政府債務與GDP比越小、PPP項目投資需求小的地區，投資的風險越小（當然也要看地方財政收入及增長情況、土地收入占比、產業發展情況、人口結構和增長情況等因素）。為方便直觀理解，本文將上述三個指標制成表格（見表格3），表格3中越往右上、PPP投資需求越小省市的投資風險越小，越往左下、PPP投資需求越大省市的投資風險越大。當然，有些省市面積較大，發展不均衡，更準確的投資風險還要考慮具體項目付費主體的財政可持續增長能力，表3只作為風險提示性參考。在這里需要特別說明的是，本文中的PPP項目投資需求主要是依據國家部委發布PPP項目需求，不涉及到地方自行發布PPP項目。實際上地方自行發布的PPP項目需求遠遠超過表3中的數據，比如四川省自行發布的PPP項目投資總需求達到7000多億。投資者在實際投資中需要做更詳細的調查，本文僅提供部分投資數據和投資思路參考。

從不同區域PPP項目投資領域需求看。在污水處理領域，除遼寧、上海、江蘇、浙江、山東、廣東幾個省市的日處理能力較高外，其他省市的處理能力均有待提高，這些省市未來污水處理PPP項目的投資需求較大，投資機會較多。在城市生活垃圾處理領域，吉林、遼寧、黑龍江、湖南、廣東、云南、甘肅、青海、新疆等省市的城市生活垃圾無害化處理率有待提高，生活垃圾處理的PPP項目的投資需求較大，投資機會較多。 

從2015年國內簽約的755個PPP項目分布領域看，市政建設和水務設施項目占比最大，分別為35%和27%，交通運輸次之，為19%，醫療衛生達到5%，科技、旅游、養老占比均為3%，文化、教育為2%，體育類為1%。上述PPP項目簽約公司的有關信息均在互聯網上公開，其中不乏有實力、有專業能力的上市公司，包括鐵路、軌道交通、交通、港口、水務、路橋、環保等領域的央企、地方國企，以及知名民營企業在內的各類所有制企業。還有很多傳統的基建施工類上市企業，也正在通過PPP模式，由傳統的建筑商向基礎設施運營商轉變。實際上，PPP項目如果能正常運營，其投資收益具有長期的穩定性，有利于中標簽約上市公司、非上市公司的利潤保持穩定，也有利于降低上市公司的市盈率，投資者可經常關注網上公開的PPP項目中標企業及其股票信息，把握好購買的時機，投資購買相關企業的股票或進行股權投資，甚至是收購、并購，從而獲得相應投資收益。

國內過去的PPP項目存在不少問題，部分PPP項目提前終止，政府企業雙方均存在違約，投資回報機制不完善，專業中介的作用發揮不夠等，增加了社會資本的投資風險。新一輪PPP政策已實施一年，過去PPP存在的部分問題得到了解決，同時也出現了新的問題，比如PPP政策政出多門，地方政府公布的項目信息不夠全面，退出的渠道不多，以及在如何推動上還缺乏新的操作制度安排等，這些都不利于投資者科學決策參與投資。因此，政府應統一規則，理順PPP工作機制，完善政策法規，為政企雙方平等履約創造良好的制度環境。在此基礎上，社會資本可積極參與PPP投資。

一是政策性銀行可積極發揮資金引導作用。PPP項目多為公益性或準公益性，是政府支持的方向，與政策性銀行目的基本一致。政策性銀行可以發揮中長期融資優勢，為PPP項目提供投資、貸款、債券、租賃、證券等綜合金融服務，甚至還可以聯合其他銀行、保險公司等金融機構，以銀團貸款、委托貸款等方式，拓寬PPP項目的融資渠道，降低項目的融資成本。

二是商業銀行可大膽參與，成為PPP投融資的主力。商業銀行可利用自身優勢對PPP項目或實施主體的資信狀況、現金流、增信措施等進行綜合審核評估后，為項目提供信貸資金支持。商業銀行也可以運用直接融資工具，將小額的理財資金借助資管計劃參與到PPP項目中。商業銀行還可以將大額的理財資金與信托公司等金融機構合作，由信托公司通過項目公司增資擴股或者收購投資人股權等方式投資PPP項目。

三是保險等機構可參與PPP基金的組建，做PPP項目的財務投資人。PPP項目回收期長、現金流穩定，與保險公司的投資需求較為匹配，是其理想的配置型資產。保險資金可以委托信托投資公司、保險資產管理公司、產業投資基金管理公司或者其他專業管理機構，參與PPP項目的投資。信托公司可發行信托計劃直接參與投資，也可以通過資管通道間接參與投資，或者與其他社會資本作為聯合體共同投資項目公司，采取明股實債的方式，在約定時間由其他社會資本回購股權退出。證券公司作為金融中介機構，可以通過資管業務設計個性化的資產證券化產品、借助投行業務發行項目收益債等方式為PPP項目提供融資服務。

四是地方政府融資平臺可作為政府基金的出資人，與社會資本聯合成立PPP基金，拓展PPP的融資渠道。地方政府融資平臺應抓住PPP發展的機遇，積極轉型，在推進PPP項目上發揮不可替代的作用，包括成為PPP基金的劣后方，成為政府PPP引導基金的管理人，代表政府出資與社會資本聯合發起成立PPP基金，支持PPP項目的融資等。

五是專業實體資本可以通過多種方式，參與PPP項目投資，提高PPP項目的建設運營效率。專業實體資本既可以獨立參與PPP項目投資，也可以是不同性質的實體企業，在優勢互補的基礎上，參與PPP項目投資建設運營，并成為項目的實際運營者和控制者。專業實體資本還可以與各類金融資本成立股權投資企業，聯合投資PPP新建項目或收購存量PPP項目。此種情況下，資金方一般只做財務投資人，而專業實體資本則負責PPP項目的建設運營。

六是做好PPP項目的盡職調查工作。目前，在銀行等金融機構的風控地圖中，基本都將西部等欠發達地區列為投資、融資、借貸的高風險區域，這非常不利于我國中西部地區PPP項目的融資推進和落地實施，而這些地區恰恰是最需要資金支持的。實際上，對于PPP的投資，不能像銀行一樣搞一刀切，還是應根據項目的實際情況，對項目的風險做實事求是的甄別。對于使用者付費的PPP項目，重點要調查當地常駐人口數量、人口增長和結構趨勢、價費正常漲價調價的可承受能力等因素。如果當地的常駐人口長期不能達到特許經營協議中所明確的最低使用量，或者項目的收費大大超過了當地居民的購買力，則投資這個項目是有很大風險的，無論這個項目理論測算投資回報率有多好。對于政府付費的PPP項目，則也同樣是要考慮當地常住人口數量和增長趨勢、財政可持續增長潛力、政府的負債情況、政府財政對土地的依賴度、人均住房面積、產業發展的后勁、已確定由政府付費的項目數量、國家持續扶持的力度等因素。對于需要由使用者和政府共同付費的項目，盡職調查考慮的因素則需要更多一些，除上述因素外，還與考慮政府承諾的開發收益補償等因素。

最后，需要特別強調是，對于參與投資的各類資本而言，要充分考慮資金特性與項目周期的匹配性，如果匹配度不強，在正式投資前要找好股權的退出方式和渠道。同時，各類資本在聯合投資某個PPP項目時，最好投資前就投資的風控要求形成共識，相互認同和通用，從而提高決策的效率，降低投資的時間成本。

（本文系獨家原創稿件，未經授權，不得轉載。經授權轉載時，請注明來自中國投資咨詢，對未注明來源的，我們將保留追究法律責任的權利。文章內容不代表公司立場，不作為投資及決策直接依據，僅供參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