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當下的“中國制造”而言，套用狄更斯的經典說法“這是最好的時代，這是最壞的時代”是再恰當不過了。

《中國制造2025》的正式推出為中國制造業未來10年設計了頂層規劃和路線圖，冀望通過努力實現中國制造向中國創造、中國速度向中國質量、中國產品向中國品牌的轉變，推動中國到2025年基本實現工業化，邁入制造強國行列。但現實的情況是，在發達國家紛紛實施“再工業化”戰略、一些發展中國家積極參與全球產業再分工的全球制造業新的競爭格局中，中國制造業面臨著發達國家和其他發展中國家的雙向擠壓，而產能過剩、價值鏈條低端的結構性痼疾使中國制造業似乎陷入了一個“高不成、低不就”的尷尬局面。中國制造的轉型升級已成為全社會的共識，但轉型升級需要新思維、新動力。

調整：順勢而為

放眼國際產業發展趨勢，國際金融危機后，發達國家開始反思制造業空心化問題，紛紛實施“再工業化”戰略，美德英等國家分別發布了美國《先進制造業國家戰略計劃》、德國《工業4.0戰略》、英國《工業2050戰略》，試圖重振制造業。目前，以智能制造為方向的工業進化路線，已經成為了全球工業發展的重要趨勢。而近幾年中國制造業似乎與國際制造的發展不相協調。

其一，制造業的經濟貢獻度逐漸下降。中國改革開放三十多年取得的最大成就是建立了世界上最大規模的制造業體系，制造業也一直是支撐和保障中國經濟高速增長的主要力量。過去五年間，中國經濟增長的速度在逐步放緩，與此同時，中國的經濟結構也正在發生具有歷史意義的重要轉變，其中一個重要的變化就是制造業產值在三次產業中的比重迅速下降，服務業發展速度加快，2013年服務業產值比重在三次產業中首次超過制造業。2015年上半年，第三產業增加值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為49.5%，高于第二產業5.8個百分點，第三產業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比第二產業高9.9個百分點；

二是中國經濟的去工業化跡象悄然出現，制造業優勢走向萎縮和衰落，中國面臨產能嚴重過剩的局面，固定資產投資減速，許多制造業企業被迫關停并轉，制造業發展速度呈現遞減態勢；

其三，經濟生活“避實就虛”現象日盛且“虛實脫節”。市場盛行脫實就虛的投資投機風氣，一些“富二代”寧可放棄繼承幾十億甚至上百億的家族產業而熱衷于金融投資和資產管理，各類主體將大量資金配置到股票、房地產、創新性金融產品等資產領域，資金不能有效地服務于實體經濟，對制造業的發展形成消極制約。

著名經濟學家薩繆爾森說：“制造業是美國經濟競爭力強弱的主要象征，其先進程度是美國經濟能否在全世界率先垂范的決定性因素。”此言雖是美國對自己的警惕，對我國的產業化升級也具有警醒的作用。一國競爭力的基礎是制造業。衡量“中國制造”的能力，最終是要看“中國制造”在國際化產業分工中的競爭能力。

中國經濟逐步從制造業主導向服務業為主的產業演進是我們需要的結構調整嗎？不可否認，這種結構調整帶來的顯見成效是相比以前同樣的增長速度能吸納更多就業，從而在經濟下行區間內就業亦能穩步增長。2014年，中國GDP增速放緩至7.3%，而當年中國新增就業人口達到1322萬人，為2000年以來最高。但是，我們需要關注到的是，過早去工業化是十分危險的：

危險之一是造成巨大的效率損失，服務業代替第二產業成為創造就業和經濟增長的主要拉動力實質上是一個低生產率部門代替高生產率部門的過程，統計資料顯示，服務業單位勞動力所能創造的價值僅為第二產業就業的80%左右；

危險之二是助推經濟下行。根據經典經濟學的增長理論，生產率、勞動力和資本是決定經濟長期增長的決定性因素，從長期來看，當資金和勞動力涌向生產效率較低的部門時，全社會勞動生產率的增速也會逐步下滑，累及到經濟的長期增長。近幾年中國經濟的持續下行探底與制造業的衰減就不無關系；

危險之三是增加了經濟生活的系統性風險。由于實體經濟的下滑，社會資本不斷吹大房地產泡沫和金融資本市場泡沫，經濟生活的系統性風險不斷累積。近幾年來銀行不良資產的持續攀升、去年來的房地產市場泡沫的破滅以及今年下半年以來資本市場劇烈震蕩，無不警示我們沒有實際社會價值創造能力的虛擬經濟的脆弱性、波動性和危險性。

發達國家的經驗也說明，服務業占主導地位的西方經濟體并沒有實現經濟更加繁榮的目標，西方發達經濟體近年來被迫相繼重新提出“再工業化”戰略。作為一個人均GDP尚不足世界均值的國家，中國在大力發展服務業的同時，仍應孜孜不倦地強調發展制造業對國民經濟的重要性。2015年8月份，中國制造業采購經理指數（PMI）為49.7%，創2012年9月份以來新低，降至臨界點下方，中國制造業仍處在去庫存、去產能、去杠桿的長期大趨勢中，支持實體經濟特別是制造業提質增效升級，仍是支撐中國經濟走出底部掙扎的泥潭、守住不發生區域性系統性風險底線的利器和手段。

發展：乘勢而上

中國制造業的發展還要學會對形勢的把握。上個世紀中國城市化進程帶來的巨大商機，催生了三一、徐工這些從二三線城市成長起來的大型重工企業；中國與亞非拉第三世界國家的友好合作，催生了華為、中興這樣的世界級電信設備供應商。今天我們有“一帶一路”的國家戰略，大量的投資機會和國際市場為我國“大制造”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出口機會；我們有深化金融改革引導資金流向實體經濟，解決企業特別是中小企業融資難、成本高的問題，同時國內巨大的多樣性市場為“微制造”提供了發展機會。

“一帶一路”貫穿亞歐非大陸，東邊是活躍的東亞經濟圈，西邊是發達的歐洲經濟圈，中間是發展潛力巨大的福地國家。據統計，“一帶一路”戰略涉及60多個國家，44億人口，GDP總量占世界的29%，這些國家都有著強烈的發展愿望和巨大的發展潛力。而我國作為新興經濟體的代表，發展過程對于這些發展中國家具有示范性，因此這些國家對于我國具有普遍認同性。制造業是對外貿易的物質基礎，工業產品是出口的重要支撐，制造業承擔著擴大進出口的重任，因此我國制造業是“一帶一路”戰略的重要推動力。

面對眼前的巨大國際市場，國內制造業應至少落實兩方面措施：

一是發揮自身優勢，在優勢領域擴大開放程度，提升制造業國際化發展水平。在軌道交通、電信、工程機械等優勢產業，拓展與國外合作方式，包括合資合作、海外并購、合作研發、聯合設計等；結合亞投行業務，參與相關國家電力、交通、通信等基礎設施建設，合作建立產業園區等；

二是不斷提升產品質量，實現產品升級換代，布局海外市場。傳統產業方面應在提高質量安全的前提下，采用新技術、改進工業設計、增加綠色環保元素，提高產品的核心競爭力；在機械、電子、信息產品等方面，應該大力發展智能制造，實現減本增效，提升產品附加值，同時加強基礎零部件的研制，提高自給率，完善產業鏈。

技術：融合創新

產業轉型升級必須依賴先進的技術，但技術創新需要新理念、新模式。在改革開放初期的20多年里，我國企業主要通過模仿創新取得了快速的技術進步，使中國逐漸成為了全球制造中心，也推動了中國工業化的進程。當今時代，定制化消費逐漸替代傳統規模化生產成為主流。制造業創新體系正在發生重構：

一是創新載體從單一企業向跨領域多主體的協同創新網絡轉變；

二是創新流程從線性鏈式向協同并行轉變；

三是創新模式由單一的技術創新向技術創新與商業模式創新相結合轉變。

在制造業發生深刻變革的大背景下，一些發達國家的工業革命信號也給我國制造業敲響了警鐘。在中高端制造領域，美德日等發達國家經濟體憑借其長期積累起來的人才優勢和技術優勢使其搶占了許多領域的制高點。隨著機器人、3D打印等智能制造技術和裝備的應用，勞動力在生產制造過程中的作用和占總成本的比重都在下降。

種種跡象表明，多年以來“中國制造”所推行的“用市場換技術”的后發戰略已難能為繼了。與發達國家相比，我國制造業的創新能力偏低，在研發方面的投入嚴重不足，我們很難另辟蹊徑走完全自主創新之路。而且，通過自主創新和研發核心技術實現轉型升級，進程緩慢且缺乏成本效率。因此，“中國制造”的創新體系的理性選擇應是自主創新與融合創新雙策并舉，在提高關鍵技術和領域的自主創新能力、加速科技成果的產業化的同時，需要進一步深化和推動融合創新。

融合創新不是新生事物，日本的工業發展是融合創新的典范，實際上，中國高鐵的技術進步和創新升級正是在引進消化吸收國外先進技術的基礎上進一步推動自主創新所獲得的成功。過去20多年中國制造賴以野蠻成長的勞動力優勢、成本優勢不再，但中國的市場優勢依然存在，特別是國內資本積累和國家外匯儲備日益豐厚。中國制造應樹立全球視野，需要具有強烈的國際化的產業思維和金融思維，推動《中國制造2025》綱領性文件與中國企業“走出去”戰略良性對接，借助于資本和市場的力量，集聚游離在外的金融資本重新回歸制造業，積極開展并購活動，主動整合國際先進生產要素，高效整合全球創新資源，突破科技創新中的“孤島現象”，構建我國制造業未來競爭力。

保障：營造新生態環境

營造“中國制造”的良好生態環境，為創業創新提供有效支撐，也是制造業升級的有效保障。所謂的產業升級并不只是制造業需要面臨的挑戰，產業轉型升級的成功與否，也是對國內產業發展環境的重大考驗。從政府層面應加強引導創新投融資體系，搭建產融結合的金融平臺，健全多層次資本市場體系，進一步拓寬制造業企業特別是中小型企業的融資渠道，引導風險投資、私募股權投資、產業投資基金支持制造業企業創新發展；加大財稅政策支持力度在于創新財稅政策，創新財政資金的支持方式；完善中小微企業政策就是要加大對中小微企業的服務力度，不斷完善對中小微企業在融資、咨詢、培訓、人才等方面的服務，是對“大眾創業、萬眾創新”時代最好的支持；健全多層次人才培養體系，一是要打造高水平的管理人才隊伍，提高企業經營水平；二是要加大專業技術人才的培養力度，從學校層面進行教育改革。

內核：灌注“中國制造”的精神力量

在過去的二三十年中，中國制造憑借巨大的國內市場和廉價的成本獲得了巨大的成就，同時也造就了中國制造業在全球產業鏈的分工中處在附加值最低的環節，也讓中國制造給全球市場留下了劣質、廉價的印象。但是近幾年隨著全球產業格局的深刻變化、技術的不斷突破，讓中國制造在過去賴以生存的優勢都消失了，中國制造需要重構內驅力。

自十八世紀六十年代開始工業革命以來，西方國家的工業歷經200多年的發展，已經沉淀形成了高度的工業精神和制造業文明。一個國家的民族文化和民族精神已深深植入到工業的發展與工業品的生產中，如美國產品對創新的不懈追求、英國產品的高貴氣質、意大利法國瑞士產品的藝術特質、德國產品的技術質量至上、日本產品的精益求精等，這些產品與文化的結合，增加了產品的附加值，樹立了高端的品牌形象，并已形成國家工業的獨有的競爭能力。

中國鮮有工業文明的積累，中國只用了30多年時間就行色匆匆的從農業社會快速進入工業社會。工業精神和制造文明的缺失已成為“中國制造”轉型升級的一大痛點，制造業價值與精神的重塑應該成為中國追趕差距的支點。中國是有著五千年歷史文化的古國，發展制造業不應拋棄傳統文化，在創新升級的過程中，中國制造需要找回很多被忽視的文化與精神，讓工業產品作為優秀文化的載體，通過文化元素提高產品的附加值，打造出高端的品牌。

在市場的變化面前，中國的企業還應保持一定的定力和信心，我們一方面需要以專業專注的態度對待傳統的產業。傳統產業的轉型升級并不是一味的向外轉，不能把轉行當成轉型，傳統產業升級還是要以原產業為基礎，需要通過專注成就于專業，造就于競爭力。華為成功的關鍵之一是自創立以來，始終堅守“業務聚焦”戰略不動搖，不為其他行業的高利潤所動，絕不進入電信以外的其他行業，堅持在電信行業精耕細作。

另一方面需要以專注嚴謹的“工匠精神”在企業上下形成一種文化與思想上的共同價值觀，并由此培育出企業的內生動力。新時期的“工匠精神”既是一種對工作執著、對所做的事情精益求精、對生產的產品精雕細作的精神，同時也是一種在客戶需求多樣化和互聯網時代的制造業新思維，需要從個性化的客戶需求出發，利用大數據、利用互聯網和物聯網來設計、生產新的產品、好的產品，打造從需求到生產完整閉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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