黨的十九屆六中全會審議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黨的百年奮斗重大成就和歷史經驗的決議》指出，加快發展現代產業體系，壯大實體經濟，發展數字經濟。數字經濟健康發展有利于推動構建新發展格局，數字技術和數字經濟可以推動各類資源要素快捷流動、各類市場主體加速融合，幫助市場主體重構組織模式，實現跨界發展，打破時空限制，延伸產業鏈條，暢通國內外經濟循環。各級領導干部要準確把握數字經濟的發展趨勢和規律，提高數字經濟思維能力和專業素質，增強發展數字經濟本領，強化安全意識，推動數字經濟更好地服務和融入新發展格局。

深刻理解數字經濟的豐富內涵。數字經濟是以數字化的知識和信息作為關鍵生產要素，以數字技術為核心驅動力量，以現代信息網絡為重要載體，通過數字技術與實體經濟深度融合，不斷提高經濟社會的數字化、網絡化、智能化水平，加速重構經濟發展與治理模式的新型經濟形態。從邊界上來看，數字經濟既包括電子信息制造、信息通信、軟件及信息技術服務等數字產業發展，也包括應用數字技術和數據資源提升傳統產業生產效率的產業數字化轉型，兩者相輔相成、相互促進，數字產業化為產業數字化發展提供數字技術、產品、服務、基礎設施和解決方案，產業數字化為數字產業化發展提供豐富的應用場景。在推動數字經濟發展中，需要做好數字產業化和產業數字化的有效銜接。一方面要做好大數據、人工智能、區塊鏈等新興數字產業的培育發展；另一方面要以數字產業化為引擎，促進傳統產業建強產業鏈、優化供應鏈、提升價值鏈、拓展生態鏈，提升傳統產業能級。

全面把握數字經濟的發展特征及運行規律。信息和數字產品是數字經濟的典型產品和運行細胞，在技術經濟特征上與工業產品有著較大差異。在供給側，數字產品的邊際成本遞減等特性使得供給曲線向右下方傾斜，價格對供給的影響十分有限，免費、后向收費等模式加速涌現。在需求側，由于梅特卡夫定律及網絡外部性等作用影響，數字產品的邊際和規模收益均呈現遞增規律，產品的平臺化、智慧化、生態化趨勢明顯。此外，由于正反饋和馬太效應明顯，市場受多態均衡和預期等影響具有不穩定性，次優技術（產品）獲勝、短期壟斷成為數字產品市場的典型特征。為此，需要建立包容審慎的監管機制，強化技術知識共享和產業生態體系的打造。

熟練掌握數字技術和產業深度融合發展路徑。賦能傳統產業轉型升級的關鍵是要促進數字技術與實體經濟的深度融合，利用互聯網新技術對工業、農業和服務業進行全方位、全鏈條的改造，提高全要素生產率，發揮好數字技術對經濟發展的放大、疊加、倍增作用。一方面，加快搭建制造業、建筑業、農業等產業互聯網平臺，加速跨設備、跨系統、跨廠區、跨地區互聯互通，實現產業全要素連接，進而優化提升生產制造服務體系的智能化水平和資源配置效率。另一方面，也要看到產業數字化轉型發展初期，要素市場化配置機制不健全、市場主體缺乏活力、企業創新動力不足等問題依然存在，需要加快數字化轉型促進中心及公共服務平臺建設，擴大產業數字化公共服務供給，切實破解生產制造企業“不會轉”“不敢轉”“不能轉”困境。

建立健全數字經濟發展支撐保障體系。數字經濟發展離不開數字技術創新的驅動，離不開數據要素以及數字經濟人才、新型基礎設施等支撐。為此，需要圍繞數字產業化和產業數字化關鍵共性技術，布局一批高端研發平臺和產業創新平臺，加大技術創新力度。優化數字經濟類學科布局和專業建設，加強企業人員職業培訓，擴大專業化數字人才供給，筑牢數字經濟發展人才根基。加大財政金融扶持力度，吸引社會資金參與新型基礎設施建設等數字經濟重點項目投資，鼓勵金融機構加大對數字經濟企業信貸支持力度，擴大數字經濟企業商業價值信用貸款、知識價值信用貸款規模。探索公共數據和企業數據融合開發利用機制，擴大公共數據資源開放共享水平，推動數據要素安全有序流通，加快培育數據要素市場。加快5G、千兆光纖寬帶、數據中心、超算中心等信息基礎設施建設，為數據的高效流轉打下基礎。

正確處理好安全和發展關系。數字技術的快速發展及產業化應用，在為數字經濟提供發展動力的同時，也由于其開放、融合等特性帶來了新的安全挑戰。為此，需要堅持促進發展和監管規范兩手抓、兩手都要硬，在發展中規范、在規范中發展。健全市場準入制度，清理和規范制約新業態、新模式健康發展的行政許可、資質資格等事項，合理設置市場準入規定和許可，及時制定出臺相關產品和服務標準。強化守信激勵和失信懲戒制度，加強全鏈條全領域監管，壓實互聯網平臺治理企業主體責任，防止平臺壟斷和資本無序擴張。糾正和規范發展過程中數字經濟企業過度收集個人信息、“大數據殺熟”等損害群眾利益的行為，切實保護消費者合法權益。加大安全邊界泛化程度，重塑網絡安全生態，重點加強5G、區塊鏈、人工智能、云計算、數據中心、工業互聯網、車聯網等數字經濟新技術新應用的安全評估管理。